2018年3月，浙江省省长袁家军同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中外媒体开放会上介绍了浙江的“七张名片”，其中一张就是“民营经济”。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是隶属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机构，是我国高校首家以民营经济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与政策研究机构。多年来，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培训中心（浙大CCE）共同为企业界和政府部门提供最优质的决策分析和教育培训服务。

2018年12月28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浙江大学民营经济中心承办了“浙江模式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主讲嘉宾包括：邵清，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郭占恒，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卓勇良，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程惠芳，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原院长、教授；赵伟，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另有来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公管学院、人文学院的部分师生，以及来自省社科联、浙工大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主持。史晋川教授首先对参加研讨会的主讲嘉宾和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浙江经济如数家珍的史晋川教授，谈及浙江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区区100来亿元人民币，发展到2017年的5万亿元多人民币；人均GDP从区区几百元人民币，发展到今天的1.3-1.4万美金人均GDP；这是浙江模式的巨大成功。20年前在浙江大学四校合并的199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20周年，史晋川教授就组织过“浙江模式”的研讨会，拿出研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研讨会后总结提炼的浙江现象，后来经进一步深入研究，成就了“温州模式研究”的经典。他希望“浙江模式回顾与展望”，在浙江与中国经济面临转型的关口，聚集众智，总结浙江模式与时俱进的新发展经验，问诊浙江模式在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及挑战，为浙江模式的体制及机制创新完善，建言献策。

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从社会科学在解释社会经济问题上的作为出发，指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仁应该多去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特别是浙江社科界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梳理和提炼浙江模式，既总结经验，也诊断新问题，为浙江经济如何走的更好服务。当然，浙江模式在理论、制度、机制和经验方面，一直不断先行探索发展，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浙江模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样本和经验是当之无愧的。

原浙江省发改委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指出浙江模式的缘起在于浙江省具备的“人口、耕地与气候”这三个积极三角，正因为这个积极三角造就了浙江人的勤奋与吃苦耐劳。因而，浙江民间创新创业热情饱满。加以浙江全省抓住了开放先行的红利、人口红利、政府有所为和无所为的红利，走集群化和适用技术产业发展之路，成就了浙江的辉煌经济成就和社会文化的繁荣。近期出现的民企发展问题，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发展困难，以及近期改革的实质推进较为缓慢。为此，他强调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省情，切实有效地推动改革，提高民营经济发展水平。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赵伟从浙江模式的理论解释、区域市场化转型范式方面阐述了民营化的内涵是民有民享。进而，赵伟教授将浙江模式分解为四个模式去理解和解读浙江经济现象：温州模式，制造业启动，体制外的民间自发创新，家庭作坊式的制造业兴起。萧山模式，乡镇企业体制内突围创新——乡镇企业改制为民营经济，鲁冠球的万向集团1992年改制，就是这种模式；后来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萧山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开放发展模式得益在萧山落地。义乌模式，市场发展与制造业的结合，浪莎袜业最初是创业老板自己跑去广州批发袜子回来卖；但沿路火车很难走，后来广州袜子供货老板建议他买几台织袜机回去自己生产，于是就有了后来规模集聚的浪莎袜业。宁波模式，大型国有企业转制为民企，以及外资进入的内外竞争与结合，成就了宁波的制造业规模和效益。宁波帮商人+外资+周边乡镇民企，加上港口贸易的便论，宁波成为浙江以至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中心城市。所有浙江经济的四个模式，都指向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浙江模式的代表。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学院原院长程惠芳教授主要从浙江模式的发展活力来源、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开放模式、新兴民企与和传统民企的创新差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浙江民企当前的艰难状况与可能出路。程惠芳教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做强龙头民营企业，实现民企持续活力；二是推进浙江传统民营制造向强民营制造转变；三是继续加大开放，以开放促强省建设。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郭占恒研究员曾服务过浙江省委五任书记，其本人也亲历了浙江模式亦或浙江现象的兴起与发展。他根据其观察、研究和判断，认为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从1978-2002年的温州模式民营经济自发性萌芽、成长阶段，这以阶段以民间个人为经济市场的获得主体，侧重经济发展，取得了令国人和世界惊叹的成绩；二是从2002年到现在，甚至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主要是以“八八战略”顶层设计所指引，用制度和规范激发各级政府官员勇于担当，实现浙江经济模式由自发成长向自觉的秩序性发展转型。这第二个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仅仅增长，还包括政府规范、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和社会生态文明等诸多方面，是符合联合国发展定义的全面发展。郭占恒研究员说“八八战略”改变了浙江的发展路径，使得浙江模式不断丰富其发展内涵，成为今天全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样板。

研讨会上，史晋川教授对五位主讲人的观点和研究予以高度肯定。史晋川教授进一步指出，浙江模式回顾非常应时，意义很广泛。他介绍说他最近在做一个中国民营经济70年的研究，对1949-2019的70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进行追溯，可以清晰地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繁荣与发展所受抑制的轨迹，这以轨迹基本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妥善与否反映，以及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处置妥当与否的反映。今天来看民企发展问题，实质还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民企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世界贸易格局的关系问题。史晋川教授从历史比较分析角度谈了他对民营经济研究的一个经验体会：凡是民企依托开放和市场作为其成长扩张力量源泉的，都会保持持续的发展活力与优势；大多依靠政府力量扩张的民企，多数最终结局都会很惨。当然，在回顾浙江模式和展望其发展前景之时，史晋川教授也强调，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决不能忽视政府的力量既作用，所有涉及城镇化建设既规划的经济空间结构，其决定经济要素集聚，都是由政府主导或直接付诸实施的。史晋川教授总结浙江模式归结为三个战略：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强县发展战略，支持家庭作坊生产和专业生产发展；而后的都市化战略，支持产业集群的规模集聚和专业市场的升级；再到现在提出的大湾区发展战略，以都市圈联动为发力点，支持要素高端集聚，支撑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孕育壮大新产业动能。这三个战略的内生转变，体现了浙江经济的产业转型、空间转型，并进而支持发展动力转换。

研讨会上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结束，许多意犹未尽的观点与碰撞，留待之后继续接力。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培训中心（浙大CCE）是中组部、 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全国干部教育培训高校基地，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培训基地，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指定的继续教育主管部门。今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高级培训中心（浙大CCE）也将继续依托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各类研究机构和优秀的师资资源，结合20年来的企业和党政干部培训经验，更精准地达成相关委培单位的培训需求，展现好民营经济这张浙江名片。